建国伊始，一场政治巨变之后，马列主义新学者多忙于各种政务运动，旧学者专家则尚在观望适应，加之各种运动频繁，文化学术事业暂时尚无人顾及，新的腾飞还在孕育积累中，所以从表面看，1952年以前，《儒林外史》研究显得相当岑寂。
1954年的“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颇值一提。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发起并主办，茅盾等一批文学家、史学家及马列主义理论家出席了大会。严格说来，这次会议仅是一种文化运动，然而，它对《儒林外史》研究的影响及意义，确实不可低估。这一运动，启动且大大推进了《儒林外史》的研究进程，此后至1964年十年间，各报刊刊发有关《儒林外史》论文近百篇，《儒林外史》整理排印本面世，论文集及专著也有三部出版，所有这些，均得力于本次活动的激发催化。其次，本次会议，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又起到了转轨定向作用，它为以后《儒林外史》研究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迈进，起了导向作用。
1954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论集》(作家出版社版)，大致代表了五十年代《儒林外史》研究成就，也体现了本阶段研究的一般特征。《论集》凡收入文章8篇，其中如吴组缃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姚雪垠的《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与其后刊发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的何其芳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等文，在当时学界均产生了相当影响。这批论文中，学者们主要就如下几个问题开展了讨论：
(一)关于《儒林外史》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
吴组缃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作家生当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顷，几千年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时，满清势力侵入，经过几十年武力与政治的统治，政权逐渐巩固，本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至此都转趋消沉。这可以说是古老的中国封建主义统治最后的“回光返照”时期。而在此时期，广大被压迫人民实际处在一种沉郁苦闷的境遇之中，中国社会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统治阶级自相倾轧，剧烈分化，生活愈趋腐烂，精神愈趋崩溃，封建主义制度破绽百出，加速走向穷途末路。这便是《儒林外史》产生的时代背景。
姚雪垠的论文认为，到了吴敬梓的童年时代，民族反满情绪仍然存在，然而总体而言，公开的武装斗争处于退潮形势，代之而起的是下层群众中进行的秘密组织活动。就统治一方论，他们采取四种方式对付汉族知识分子：一是屠杀，大兴文字狱；二是利诱，设博学鸿词征天下名儒进京做官；三是行科举；四是倡理学。吴敬梓生活在一个一般士大夫民族思想开始淡化的时期，不能完全拿顾炎武等大师们的生活态度来要求他，不过，从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看，仍是继承了清初大师们的理性主义的光辉。
胡念贻的论文《吴敬梓和他的时代》(《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2日、19日)，就《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也作了专门的篇幅较大的探讨。他认为此时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方面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一方面在安定秩序和恢复生产，只是落后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乾嘉盛世”，表面上虽很兴盛，却已是面临着封建制度开始崩溃的前夜了。民生凋敝，政治腐败，科举制度更趋僵化士人，严厉加强思想统治，这是清王朝此时的社会特征。
总的来看，论者各自所论的角度与着眼点虽不无区别，然试图以马列主义史观为指导，力求对作家所处时代特征作出辩证客观的评价分析，在这一点上，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性。这也表现了建国前后新旧批评根本的不同。
(二)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与主题。
抨击揭露八股科举弊端，这是有关论文论析较多的一个内容。吴组缃文中认为：《儒林外史》攻击和揭露满清封建统治下的政治与社会，主要还是就士大夫阶层下手，即以士子们对功名富贵的问题作为中心的。关于其主题，吴文认为闲斋老人序中所云“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语十分恰切，并对此表示赞同。
与吴文持论相同，姚雪垠文中也十分明确地引述了闲斋老人序文中有关文字，并认为这便是《儒林外史》的“宗旨”。关于书的内容，姚氏指出：吴敬梓进过秀才，参加过考试不止一次，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又加上他出生在那个极其庸俗无耻的社会圈子里耳濡目染，对于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制度的罪恶认识得非常深刻，他决心要写一部书来鞭打当时的科举制度，鞭打他同时代的那班利禄熏心的读书人。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确实极其深刻地刻画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读书人的生活、作风和精神世界。
何其芳在文中也对这一问题做了阐发，他指出：“《儒林外史》批判了一些什么丑恶的事物呢?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回答：它首先批判了当时的科举制度。”
此外，胡念贻等人在文中也就这一内容作了论析阐述。《儒林外史》这一内容，显然是该阶段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中心。
《儒林外史》对封建道德及礼教虚伪的揭露，是本时期有关论著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姚雪垠文中指出：《儒林外史》另一闪着思想光辉的地方，是它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吴敬梓在书中有好几个地方的描写都跟礼教有关，对于礼教主义者的虚伪讽刺得十分辛辣。何其芳文中也认为：《儒林外史》对于某些封建道德的虚伪的揭露也是很引人注目的，虽说有些封建道德，比如孝悌，吴敬梓把它们当作重要的美德，在小说中加以宣扬，加以理想化，然而他却又从现实中感到了并且写出了两种虚伪：一种是许多在口头上讲封建道德而在行为上却刚好相反的虚伪；一种是某些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
《儒林外史》对封建政治腐败的暴露批判及其有无民族思想意识问题是讨论中的第三个内容。
吴组缃文中认为，书中许多内容，“都表露了作者对满清政权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虽然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串在主题，弥漫在全书，不一定枝枝节节在某一处。因为士大夫的堕落，社会的败坏，政治的黑暗，和满清的外族统治分不开；人民与封建统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
姚雪垠文中，通过对作品中一些文字的分析阐发，对所谓民族情绪思想一说也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有的同志看见《文木山房集》中有极少数的诗文对皇帝有些歌功颂德的词句，认为吴敬梓不可能有较多的民族思想。这是忽略了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因而不知道这种矛盾在当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是一种典型现象。”
对此民族意识一说较早提出驳论的是胡念贻的文章，他认为：吴敬梓的祖上是归降清朝，做了官的，吴敬梓自称：“家声科第从来美”，赞扬他的祖上。吴敬梓自己二十岁以前考了秀才，三十岁以前考过举人没有中，可见他早年也是想做官的，不过到后来看清了社会的腐朽现象，不愿同流合污，才“隐居不仕”。“我们读《儒林外史》，看不出它反映了民族思想，如果找些个别字句和章节来附会，那不是实事求是的。吴敬梓除开《儒林外史》外，还留下一部《文木山房集》，从这部著作里，也看不出民族思想。”此外，何其芳在其《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一文《后记》中，也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清朝统治之下的作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可以由于他具有民族思想，也可以只是由于他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的事物抱有不满，不能因为客观上的批判对象的一致就抹杀了主观上的出发点的不同。《儒林外史》里面既然找不出一处明显的民族思想的流露，就完全没有必要强为之说了。”
其它，如潘旭澜《评〈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长江文艺》1955年11月号)、孟周《读〈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文史哲》1955年5期)等文，也先后对此观点进行商兑。
(三)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价值。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早已为读者察觉，而早期的评论，则当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为精辟，有云：“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的有关论说影响甚大，乃至建国后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探讨，多有以此立论者。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一文着重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了探讨，文中认为：吴敬梓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象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头脑，敏锐感觉，随时随处明确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它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此外，吴文还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形成的现实及历史文化渊源进行了阐述，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生根在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从对现实的处理方面看，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若从表现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则可称为“史笔”。
宋云彬《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文，也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了重点评论。文章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作者往往用细节的描写来达到他讽刺的目的。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一文也认为：《儒林外史》表现出了一个作家完整的艺术风格，更主要的，它表现出了一个作家伟大的独创精神。《儒林外史》最大的特色，是巧妙的运用了讽刺文学的手法，向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与吃人的礼教，作了无情的抨击与抗争，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树立起来古典讽刺文学的丰碑。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也有论文作了一些分析，如吴组缃文中就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是综合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对这一独特的形式，吴文名其为“连环短篇”。何其芳文中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它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只有某些次要人物，常常在前后都出现，或者由后面的这群人物谈起前面的那群人物，谈起前边的某些事情，这样来使全书稍微有些联系，并使读者感到这一群群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之中。它的这种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有关，也和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内容有关。何其芳同时又指出，这种结构上的比较松懈并不能掩盖它的许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因而并不能用发展到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结构的谨严去要求它、批评它。《儒林外史》的结构，包括它的人物与故事的安排次序，它的写法上的某些联系，以及它的总结全书的楔子和尾声，都仍然表现了作者的匠心，并非漫不经心之笔。
从以上论文可以看出，如同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批评，有关《儒林外史》艺术的分析，也多为综合评论中的部分文字，专论极少，在其中，固不乏妙论精识，然总体来看，则多因袭敷衍旧说，而少创新发明，其原因，在于多数论者，乃为“运动”而仓猝上马，或凭热情，或为尊命应制，对本、客体既缺乏全面把握与深入研究，又加之现代文艺理论修养的先天不足，如此，也束缚局限了他们对《儒林外史》杰出艺术成就的充分体认。
相比较而言，在第一阶段，资料整理与开掘工作所取得成就较大。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慧剑《儒林外史》整理本，之后，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吴敬梓四卷本《文木山房集》，这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无疑作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准备工作。
有关吴敬梓《文木山房集》集外佚诗佚文的发掘也有不少，比较重要的有《金陵景物图诗》23首(见《文学研究集刊》第四册范宁《关于吴敬梓的〈金陵景物图诗〉》)。此外，如《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刊发陈汝衡《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外遗文的发现》；《光明日报》1961年8月6日刊发卞孝萱《发现一篇吴敬梓的骈文》；《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2日刊发竺万《杂考二则》，公布新发现的吴敬梓集外诗又一首；《文汇报》1962年6月6日刊文介绍吴敬梓佚文《玉剑缘传奇叙》，所有这些发现，对全面研究吴敬梓的创作及认识吴敬梓其人，均具有一定价值。
关于吴敬梓的交游，张慧剑首先刊文《吴敬梓交游考》(见《光明日报》1954年10月31日)，就其中19人之生平行实作了详略不等的考索。之后，汪蔚林《从两部诗集里所见到的有关吴敬梓的资料》(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也对作者交游等有关资料的发现作了介绍。这些，对进一步研究作家生平行踪及深入认识其思想形成的客观环境等，都富有意义。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这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意义甚大。是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重要人物考实；第二编，有关作品取材来源研究资料；第三编，有关作者研究资料；第四编，前人儒林外史评语选录。其中，第一编凡考出人物原型35人，作者以文史互证法，抄录小说原文，参对有关史籍，相互发覆证明，严谨信实。诚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云：“这一工作，前人也提示了一些简单的线索和零星的资料”，如金和所作《儒林外史跋》，但“他的跋作于同治八年，距吴敬梓的逝世已逾百年之久，毕竟只粗知梗概，仅能指出原型的姓名而不能详其本事，甚至虽举其姓氏并不能知其名”。何氏这一钩沉索隐剔抉爬梳的工作，其意义不难看出。是书第二编，作者对《儒林外史》素材作了钩稽考索。这一工作，虽然也多有前人研究成果的启迪或以为借鉴，但其排比辨证、发掘开拓之功同样不可抹煞。至于第三编所录有关作家资料，或何氏自己新的发现，或为人所难见而又十分珍贵重要的材料，对研究作家生平思想等，也都具有比较大的文献参考价值。平心而论，何氏《考略》一书应当说是建国到“文革”结束这整个第一段时期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专著，它的问世，显示了该时期《儒林外史》研究较大的收获。
“文革”十年为非学术时期，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均遭到扼杀遏止，在这一大的环境中，《儒林外史》研究也可想而知。翻检有关论文索引，不难发现这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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