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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西班牙对《儒林外史》的翻译与研究

法国德国西班牙对《儒林外史》的翻译与研究


《儒林外史》在法国是作为世界小说名著之一进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法国权威性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写道:“《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它由一个个生动的短篇故事组成。作者吴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通过小说尖锐地讽刺了由于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极端腐败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和出卖灵魂的人物。”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一批旅法中国学者为把《儒林外史》介绍给法国读者,首先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一译出《儒林外史》之片段法译文的,是旅居法国的中国学者、里昂大学教授徐仲年(Hsü Sung-nien)博士。他的译文题为《范进中举》,收入他的译著《中国诗文选》一书(282—293页),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全书共445页)。所译内容即《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这是根据上海亚东书局1922年《儒林外史》排印本译出的。同年,由巴黎韦加出版社出版的旅法中国学者吴益泰(Ou,I Tai)的《论中国小说:书目与批评》一书的115—118页,收有《儒林外史》的二段法译文,一段题作《马二先生》,一段题作《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即《儒林外史》第四回和第十四回的摘译评介。此书为吴益泰的博士论文。又,同年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出版的旅法中国学者贺师俊的(Ho Hsih-Chun)专著《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一书(共207页)中,也收有《儒林外史》的多段译文。此书为贺士俊的博士论文,全书对《儒林外史》的内容、思想和艺术,都作了介绍和评论。书中并附有程晋芳《吴敬梓传》的译文。

本世纪四十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译著明显减少。但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法国却出现了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的热潮。推动这一热潮的动力,是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一项决议。此决议计划编译一套东方国家的文化名著,定名“东方知识丛书”,交由巴黎最著名的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法兰西院士、作家罗歇·卡约先生和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东方学家、作家艾田蒲(R.E’tiemble)先生,决定把《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七种中国文学名著列入这套丛书,约请精通中法文的专家进行翻译。经过多位法国汉学家的辛勤劳动,这些著名的中国文学作品陆续以高质量全新译本在法国面世。《儒林外史》法文全译本由旅法学者张复蕊(Tchang Fou-Jouei)翻译,1976年由巴黎伽俐玛出版社出版。由于张复蕊的译笔流畅生动,能传达原著的风格,故这一法译本受到了法国广大的读者的喜爱。法国著名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和翻译家、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雷威安(Andre′Le′vy1925—)为这一译本所撰写的长篇《序言》,被视为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明清小说的代表佳作之一。雷威安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态的“最细腻的诙谐杰作”;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具有近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部非人化的机器,没有能力辨别它本应识别的个人德行,而过分刺激追求功名野心”,浸蚀着一代代士人的灵魂,任何一位士人似乎都无法避免仕途经济的文化选择,无法逃脱科举的戕害。吴敬梓作为这一“文化圈”中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杰出的艺术家,不能不拿起笔写下《儒林外史》这样一部揭露科举毒害、批判文化丑行的杰作。“吴敬梓并非是对这一制度提出批评的第一人,不过,他没有重复别人的批评”,他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展示士人一个个被腐蚀的灵魂,来“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与恨”,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法国著名汉学家皮埃尔——艾蒂安·维尔(Pierre-Etienne Will)所撰《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载巴黎《批评》杂志[Critique],第411—412期),是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两部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认为,虽然《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别,虽然《儒林外史》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较之《水浒传》“可能更带悲观色彩,是一种与儒家世界观不能分割的悲观主义”,但两部小说的共同之点则是“都围绕着国家问题展开描写”,两书中的人物对封建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山英雄们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而去效忠宋王朝,《外史》中的文士也同样存在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两部小说在布局层次上也颇为相似:都是屜格式的构筑,都用个人命运来自由地串联故事,都采用团聚的方式来标示全书的高潮,这在《水浒传》是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名贤主祭”。两书中的许多场面分别构成了它们颂扬各自的中心价值的节拍,如《儒林外史》中的“诗会”,《水浒传》的“大战”。维尔对《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它们分别表现了中国古代重文传统与尚武精神两股文化潮流。(参见钱林森著《中国文学在法国》)

德国于1962年出版了由旅德中国学者杨恩霖(Yang En-lin)与德国学者格哈德·旅米特(Gerhard Schimitt)合译、由德国著名学者诺亚·基彭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校改润色的高质量的德文全译本《儒林外史》,出版者为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这是根据嘉庆八年(1803)刊卧闲草堂本译出的,平装本1201页,精装再版本831页,封面印有杨恩霖先生墨笔题写的汉字《儒林外史》书名。此德文全译本所附德国著名汉学家伊尔玛·彼得斯(Irma Peters)撰写的长篇跋文,可说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儒林外史》的代表性作品。

彼得斯在这篇跋文中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杰出的讽刺小说,是与他所具有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吴敬梓的进步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父亲的影响,这种影响见之于他的轻视功名利禄、重视教养、学识和作人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是受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和颜元(1635—1704)的影响。顾炎武要求把古代学说与当今的问题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颜元则十分重视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顾和颜都反对八股文,主张研究科学与技术,重视实践在知识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影响均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儒生们的讽刺描写,并非为了取悦读者,他的意图是严肃的。由于他的教养,他十分关怀儒生们的命运。儒林的不断退化,科学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沦丧,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求,都使他十分悲伤。我们从《儒林外史》描写复古的努力也可以看出吴敬梓的儒家教育的影响。除了批判科举制度外,《儒林外史》还以广阔的篇幅抨击了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例如作者反对纳妾,主张一夫一妻制。作者对不愿作盐商妾而逃到南京去靠自食其力生活的沈琼枝极为同情,这无疑是一份勇敢的告白,一次对封建传统的挑战,一次对妇女平等地位的呼吁。

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彼得斯认为,作者的讽刺特点是让反面人物通过言行不一的方式来暴露自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不对此发表评价。他宁愿让读者自己利用所描写的事实去思考和判断,让读者去认识这种状况的荒谬无理。讽刺的力量还由于小说所使用的简朴的群众语言而加强,这种语言能使作品为广泛阶层的读者所接受。这种群众性语言的使用同文人们所宣传的文学语言相比,表现了作者的又一成就。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彼得斯也赞同它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的看法。因为小说虽然人物繁多、情节复杂,但仍有其主要人物,全书仍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它反对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科场举子对于功名富贵的追逐、反对封建道德的某些原则立场。彼得斯强调吴敬梓所采用的小说结构形式完好地表现了全书的内容,它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丰富性传达了儒士们和官场的一幅广泛的繁复的画面。《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无疑对晚清小说起过极大的影响。

彼得斯这篇跋文最后谈到这个德文全译本《儒林外史》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本书将使德国读者看到一个相当陌生、异样、因而也十分有趣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读了这些过去的事物,将会更好推动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完成的巨大变化,同时还会懂得这个变化又是多么必要。”这段话也同时表现出彼得斯等德国汉学家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彼得斯这篇跋文曾由柳如筝全文译出,载于《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西班牙文全译本《儒林外史》于1991年6月由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西班牙中年学者劳·拉米雷斯(LAVREANO RAMíREZ)。这个译本刚一出版,立即引起西班牙学界和新闻界的浓厚兴趣。西班牙《五天报》1991年7月10日登载拉蒙·布恩纳万杜拉(Ramon Buenaventura)题为《中国的讽刺》的评论文章,其中写道:“可以肯定,这将是夏季里一部很好的读物。阅读它,需要悠然自得,需要平心静气,慢慢地溢出苦涩的微笑。这是一部优美的古典作品,它超越时代,超越文化,也超越肤色。这就是劳雷阿诺·拉米雷斯翻译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因为切身的经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抨击了科举考试制度,而且也抨击了那些数年闭门读书只为金榜题名的文人。这些人功成名就,为的不过是过上安逸、安闲、无所事事的日子。这部小说吴敬梓原本可以写成他自身经历的血泪帐,但作家的才能使他超越了这种局限。丰满的人物形象,各种各样的轶闻趣事以及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非凡的观察力,逐渐使我们确信展现在眼前的确定是一幅充满辛辣讽刺的社会风俗画。这部五百页的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完整、深奥、僵化、独特的世界,是一本教科书。”关于这一译本的翻译水平和译者所作的其它工作,布恩纳万杜拉此文评论说:“这部书以非常细腻的方式介绍给读者,它有精辟的前言、工整的注释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必要说明。(这些说明丝毫不使读者感到怪诞,如读者不感兴趣,可以略过不看,或在需要的时候再重读它们。)由于这部小说不同于我们的文化,甚至不同于我们的历史观,这样的阅读是唯一有益的阅读方式。”布恩纳万杜拉不懂中文,但他认为:“同英文译本相比,西班牙译本更真实,更值得一读。译者的西班牙译文是非常出色的。”

拉米雷斯为翻译这一《儒林外史》的全译本花了六年多业余时光,由于译文的确非常出色,他的这一译本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这一译本的初版5000册在巴塞罗纳印出后,很快即销售一空。

劳·拉米雷斯1949年1月11日出生于马德里,1975年从马德里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来到中国,在西班牙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呆两年,没想到被中国丰富的文化所吸引而长期停留下来。1979年,他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专业学习,此时他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学习现代汉语的西班牙姑娘拉·罗维塔,并同他结为伉俪。1984年,他翻译了中国现代小说沈从文的《丈夫》、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叶圣陶的《倪焕之》,均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5年,他与妻子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选》,并于当年由西班牙联合出版社出版,这为他随后从事《儒林外史》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儒林外史》现实主义的主题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深深打动了他,自1985年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部小说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中来,小说精炼、朴实、幽默的语言使他陶醉,他常常为一个词的准确翻译考虑整整一天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年多辛勤笔耕的硕果使他一举成名,当1991年6月4日《儒林外史》全译本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时,西班牙国王冈萨雷斯亲自给他发了贺电,祝贺他翻译事业的成功和他为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拉米雷斯现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文翻译西班牙文教授,他的《儒林外史》译本在西班牙畅销,也促使西班牙的出版商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如今正打算在西班牙多出版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所以,拉米雷斯翻译《儒林外史》的成功,在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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