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他主张改革，但在做法上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不同，由于他在地方官任上对新法流弊有揭露，故被下御史狱，贬黄州。哲宗立，高太后亲政，苏轼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因其不同意司马光不分轻重的罢除全部新法，遂外任杭州等地。哲宗亲政，他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立，他遇赦北归，第二年(1101)七月病卒常州。苏轼的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成就居宋代诗人之冠，他的词开创了豪放词风，他又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因此，苏轼是一位文艺全才。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祠，香火未收旗角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怨。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尘土污丹梯，一看群山绕淮甸。
泗州，唐制，即今安徽泗县。僧伽寺塔，澄观所建。韩愈《送澄观》诗云：“僧伽后出淮泗上，……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藉藉。”此诗为元丰二年(1079)春，作者赴湖州任所，再经泗州时作。
此诗前十二句以“我昔”领起，后八句以“我今”领起。“我昔”之“昔”，谓熙宁四年(1071)作者离京赴杭。那次“南行”，一上船即遇到“逆风三日”，不但行船“系汴”，不得前进，而且风“沙扑面”，令人难耐。结果，在“舟人”的共同劝说下，向“灵祠”祈祷。竟然是“香火未收”而风向已变。乘上顺风之船，回头眺望，顷刻之间“长桥”(地名，当在泗州)已消失了，船到“龟山”(在今江苏盱眙县)尚且不到吃早饭的时间。此六句诗极写祈神的灵验，但这并非是作者的原意。“至人无心何厚薄”，看似尊崇神灵，实则暗寓否定。道教宣扬“至人无己”(《逍遥游》)，如果真是“无己”的话，那么神灵就不会因祈祷者的祈祷而厚此薄彼了；如果有求必应，何言“无己”“无心”?苏诗的妙处则在于此点诗中并未点破，只是以“我自怀私欣所便”为神灵开脱。意谓，当日得风欣喜，不过是自己的私心，神灵本身并无厚此薄彼之意。“耕田”四句即申足此意。以种地而言，耕地播种的希望下雨保墒，收割打场的盼望晴天晒粮；以行船而言，顺风的人高兴了，逆风者必怨恨。如果让所有祈祷者都满意的话，那岂不要主管风向的“造物主”一“日千变”方可满足吗?
诗的后八句以“我今”和首句的“我昔”相对照。所谓“身世”，即自身与世路。“悠悠”，即遥遥，相距甚远。“身世两悠悠”，意即自身与世路越距越远。此时正为王安石新法推行之际，苏轼的渐进式改革与王安石的激进式改革政见不合，长期外任地方官，心绪自然不佳。因此，对任职他是去亦好来亦好，对行舟也是“得行”固然是心中所愿，滞留亦无所厌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灵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此处之妙，在于求神不灵却偏偏以“神亦倦”三字为神灵再次开脱，语极委婉。末尾四句，方照应诗题，归结到泗州僧伽寺塔。“退之”，韩愈之字。“旧云三百尺”，即韩愈《送澄观》诗所言“突兀便高三百尺”。但是，澄观所建造的唐塔今已更换为新塔了。诗人脚踏“丹梯”，放眼群山，更觉“留”亦“不恶”。
这首诗妙在即事说理，巧妙地揭露了神灵的虚妄。“至人无心何厚薄”，“每到有求神亦倦”，真是妙语至理。同时，这首名作还现身说法地讲了应对世路的处世之道，即“去无所逐来无怨”，“得行固愿留不恶”。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即使在现实社会中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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