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少时乡里称为神通。年十五,著《韩愈论》,已有作者之风。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历官秘书省正字、嘉定知府。以丁父忧解官,筑室白鹤山下,授徒讲学,称“鹤山先生”。后起知汉州,累官参知政事。卒,累赠秦国公。魏了翁主要是一位学者,于文学不太擅长。所作诗文平正有余,新警不足,皆可诵读,但不足名家。
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
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
“绷”为“绷”的正体。“绷”,束负小儿用的布幅,即襁褓。“红锦绷”,即大红锦缎做的襁褓。“河北贼”,指唐代的安禄山。安禄山在发动对唐王朝的叛乱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平卢治所在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今北京西南,河东治所在今太原,安禄山以三镇节度使的身份在范阳起兵反唐,故称其为“河北贼”。全句说,用红色锦缎做的襁褓盛着安禄山。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认杨贵妃为干娘,深得唐玄宗的宠爱,故而才领河北三镇节度使之要职。
这是一首咏史诗,咏叹的主人公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历开元、天宝二纪,在他治下,唐王朝达到顶盛期,并由安史之乱为转折,走向衰败。李隆基即位之初,用姚崇、宋璟为相,国运昌盛,史称开元之治。晚年依任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吏治腐败,中央政权削弱,割据势力形成,终酿成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起兵,次年攻破长安,李隆基逃往四川。诸将拥立太子李亨(唐肃宗),尊李隆基为上皇。在唐肃宗的监视下,李隆基晚境不甚得意。导致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有二人,一是安禄山,一是杨贵妃。安禄山是叛乱的发起人,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兄,是这次安禄山叛乱点明要诛杀的一号人物,安禄山即是打着诛杀杨国忠的旗号起兵的,而杨国忠之重用又是因杨贵妃的受宠所致。因此,这首诗论及唐玄宗之事,只提到了两个人物,首句的“红绵绷盛河北贼”指安禄山,次句的“紫金盏酌寿王妃”即指杨贵妃。
“紫金盏”即紫金杯。“寿王妃”,即杨贵妃。杨贵妃,小名玉环,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后为女道士,号太真。入宫后,得玄宗宠幸,封为贵妃。诗中不称其为杨贵妃,而径用“寿王妃”之称,显系讽刺李隆基之荒唐。“寿王妃”三字前再冠以“紫金盏酌”四字,以见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
“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唐玄宗晚年受到其子唐肃宗的监视,又失去了爱妃杨玉环,悒郁寡欢而死,所以诗中称其“弄成晚岁郎当曲”。“郎当”,破败、紊乱。唐玄宗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故称其为“三郎”。二句合言,是说弄成晚境的那种凄凉劲,正是三郎当年与贵妃快活时所致。
晚年之郎当正是当年之快活所致,换言之,晚年之悲乃当年之乐所生。乐极生悲,是中国一句古训。这类古训,表达方式不一,但其旨意则一。唐吴兢《贞观政要·刑法》云:“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云:“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上述古训的理论基础乃是“物极必反,数穷则变”(见欧阳修《本论》)而最能表达我们民族的发展转化观的是《周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人由此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限则会转化,所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战国策·秦策三》),所谓“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管子·重令》),所谓“太刚则折,太柔则废”(《汉书·隽不移传》),俱是此理。明白此理,则可使我们更聪明一点,更少点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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