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女诗人，出生于海军工程师家庭，在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攻读过法律，从小酷爱文学。1910年与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结婚，1911年首次发表诗作，1912年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成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第二部诗集《念珠》(1914)使她名震诗坛。十月革命初期，由于对革命不理解，加之与丈夫离异，心情备受压抑，在《车前草》(1921)和《耶稣纪元》(1922)中袒露了内心的矛盾。卫国战争期间抒写过不少爱国诗篇，如《起誓》(1941)、《勇敢》(1942)、《胜利》(1942～1945)等，颇受战士喜爱。战后继续创作抒情诗，以爱情诗最为著名。1946年被诬为“颓废”、“色情”诗人，受到批判，5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从忧伤中走出来的诗人，以现代人的眼光反思、审视过去，写出了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和《阳光的飞逝》(1909～1965)，受到好评。阿赫玛托娃的诗情切意绵，具有独特的柔情典雅的女性气质，被公认为“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获有广泛的世界声誉。
别人对我的赞美——不过是灰，
你的呢，就连诋毁——也是赞美。
文学创作自古以来以“人”为中心，高尔基因此而将文学称为“人学”。研究文学就要研究人，而人的感情，特别是爱，其中不仅包括男女之爱，还有师生、朋友、父母、儿女之间，以及对事业、祖国的爱等等，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感内容，也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亚里斯多德的时代起，人们就开始观察、研究人的各种情感。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诗歌，经常要描写到情感。体裁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不同，对情感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同样描写情感，同样表现爱，擅写情诗的阿赫玛托娃以一阕仅仅只有两句的短诗《偶句》，道出了深刻的爱的情感哲理。
爱是一种心情，属情感范畴，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意识问题。一般而言，表达情感的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可以直叙，例如：“我爱”、“我恨”，也可间接陈述或象征暗示等。在《偶句》中，阿赫玛托娃既没有直接描述爱的心绪与遐思，也没有以景、物寄托、歌咏爱的情感与理想，而是打破常规，采用违背生活逻辑的思维方式，把铭心刻骨的爱加以浓缩，写出了富有强烈思辩色彩的爱情诗句：别人的“赞美”，对于“我”，犹如灰土，唯独“你”，“诋毁”也是“赞美”。从字面意义上看，重点在第二句。“你”之于“我”，自然是挚爱的对象。别人的议论姑且不论，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诋毁”能够等于“赞美”?这不完全是一种悖论吗?仔细咀嚼，深思之余，可以想见，这里涉及的是理性对于感情的认识问题。在哲学家的头脑中，爱的构造是矛盾的，真正的爱情分为两极，“一极是吸收一切，一极是排斥一切”。《偶句》中的“我”无疑深陷爱河之中，在狭小的两个人的世界中，她“排斥一切”达到了鄙视别人的赞誉的程度，而对于所爱者，就连诽谤、污蔑也全盘加以“吸收”，认为是赞美。对比之下，这种相去甚远的“两极”认识，虽然不免过分夸张，以致引起对语言意义理解的混乱，令人惊诧，但它毕竟增加了对比的强度，从而强化了感情的力度。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休谟《人性论》中说过的一名话：“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这就表现出了柏拉图以及现代西方心理学家们所言的，爱作为生命的自我表现迷狂、盲目的一面。对此，英国诗人蒲柏的比喻更为贴切、形象：“在我们以不同方式航行的生活之海中，理性是罗盘，情感是大风。”的确，作为人类印象最深的一种体验，当爱达到极点的时候，谁能够用理性的逻辑去分析爱的狂风暴雨呢?理性的“罗盘”只能帮助我们进行判断，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的诗句给我们的启示。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都认为语言有两种用途，情感用途与科学用途。对于情感语言，它不必象科学用法那样必须有正确的依据，依据之间必须具有逻辑关系，只要它所引起的效果与情感相符合，达到表达情感的目的，逻辑性的安排并非必要，《偶句》就是这样，全诗没有提到一个“爱”字，没有提供任何爱的背景和依据，只是以一组相互对应的，并不符合逻辑，意义完全相反的概念，巧妙地利用哲理诗的形式，让读者在联想中去推论爱情的哲理，表现出了这位著名的抒情大师对情感至深的理解和领悟。诗歌语言极为凝炼，而内涵却无比丰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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