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贞观※著。一卷。皆论诗评诗语，无其他闲杂文字。具体写作时间已难确考。道光十三年(1833)金楷、李堃得手稿校订付梓。李堃《序》曰：“南堂先生《辍锻录》一册，其间仅数十则，而论诗秘钥，靡不周遍。”又曰：“南唐先生是录，实唐人之三昧也。”方氏此著以唐人为宗，主要围绕诗歌创作艺术风格形式、技巧等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不少见解覃思自得，精警独到，颇具启发。
方氏承清钱谦益分“诗人之诗”、“儒者之诗”和黄宗羲“文人之诗”、“诗人之诗”后，进而提出“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说，并对此作了系统论述，概括了各自的风格特点。抑“才人之诗”“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学人之诗”“死守威仪，终是钝根长老”，而极力推崇“诗人之诗”，以为“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稀，咀之味永”。这种风格特点的“诗人之诗”才是“风雅之正传也”。此论旨在力避“才人之诗”的浅率单薄，“学人之诗”的冗繁呆板之弊，而欲兼取前者的才气灵感，后者的博闻功力之长，融化领会，构成一种空明灵动、味厚意永，耐人咀嚼的诗歌境界。这显然汲取了司空图、严羽※的诗学主张而又有所发挥。所以在肯定严羽“别才”※、“别趣”※为“说诗之妙谛”后，又强调“作诗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不足供士大夫之一笑”。方氏此论对正确理解才力、学问与诗歌创作的辩证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方氏还提出了“诗必言律”※的命题。他所说的“律”比较宽泛，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格律”、“声律”，谓“凡体裁之轻重，章法之短长，波澜之广狭，句法之曲直，音节之高下，词藻之浓淡，于此一篇略不相称，便是不谐于律”。实际上包括了诗歌创作艺术形式的各方面。“诗必言律”旨在要求上述诗歌艺术形式的各方面必须构成和谐浑融的统一体，即所谓“相称”。它同时诉诸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与作品综合性艺术效果两方面。方氏对诗中的“用事”作了较多的阐述。他认为“作诗不能不用故实”，但须“食古而化”。指出“点缀”与“用事”的区别：“用事所关在意义”，刺“今人不知，遂以点缀为用事，故所得皆浅薄，无大深意”，并指出“正用、侧用、虚用、实用”等多种技巧。方氏论诗明确标举“独以唐人为归”。《辍锻录》中举例论析，亦皆唐人唐诗。作为个人偏嗜，本无可厚非。但他排斥唐诗以外的诗歌就不免偏狭。此著篇末总结说：“要之作诗至今日，万不能出古人范围，别寻天地。唯多读书，熔练淘汰于有唐诸家”。只强调在古人、而且只在唐人圈子里“别寻天地”，完全无视生活实践，只注重学古和如何学古，而忽略了创新，这是他论诗的明显缺陷。
《辍锻录》有道光金楷、李堃校订本。今有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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