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彭端淑※著。三卷。端淑官京师时，某年仲冬，大雪三.，因与友人蔡长耕等，熏炉煮酒，促膝谈诗，上下千古，纵横百家，成此诗话，初名《雪夜诗谈》，盖证其实，因其斋名白鹤堂，因此人又称之为《白鹤堂诗话》。
端淑论诗，强调有为而作，认为“诗有感慨，然必须有为而发，无疾而呻，非吉也”。认为像陶潜、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是为作诗而作诗，面对客观外界种种事物，社会生活种种情状，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其所“咏歌嗟叹，皆出于有为”。因此他们的诗篇千古传诵，感人至深。相反那些雄词瑰丽，驰骋可观，徒具外表，而无内容的诗篇，正如欧阳修所说，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不能够称作诗的。端淑曾有诗说：“处世欲从圆尚易，吟诗直到真方难。”真，既是诗歌的基本要求，又是诗歌的最高准则。雕饰词藻者不算真诗，摹仿古人者也不算真诗。端淑自称：“余最恶拟古。”因为古人之诗表现其真实性情，后人无其性情而徒拟其形式、音节，自然不及古人之作。他又说：“诗须肺腑中自然流出，不可依傍前人。古云：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先失故步矣。”也是指出摹拟古人的危害。端淑曾规定了“诗有三不作：押韵可不作，过险韵可不作，寻常应酬可不作。”认为这三者，都是“害诗之道”，妨害了诗人真实性情的表现。
端淑论诗，推崇盛唐，认为：“作诗从盛唐入手，气骨自高，从晚唐入手，气骨自卑。学盛唐，出入中晚，可也。学晚唐，欲移而之乎盛唐，则水火不相入矣。”他推崇盛唐，主要是赞赏其雄伟遒壮的风格，而晚唐七律诗，至第五六句已不振，结尾尤衰飒，远比不上盛唐之杜甫、王维等人，有绝大力量。端淑又说：“作诗入手要雄。入手一卑，则通身不振矣，此古人所以力争上流也。”看来，端淑是非常赞赏阳刚雄壮的诗风的。他认为诗风之豪，在于胸襟之豪，即如写山水风景诗，“凡游大山大水，必其胸中有高出此山此水气象，然后下笔自豪。若无此一段胸襟，终不能出色。”叶燮※《原诗》※曾称诗人之胸襟为“诗之基”，端淑此论，与叶氏是相通的。端淑虽喜雄壮一派，但在评诗时，则能广征博采，不限于一种风格。诗话中说：“喜浓者诧淡，喜淡者诧浓，以此自作则可，若论古人诗则不然。余尝云：别千家乃能定一家。此语殊不妄也。”评诗与作诗不同。作诗可以只作自己喜爱的风格，评诗则必须不论浓淡。如果对自己喜好的风格大加赞赏，对自己不好的风格尽力贬抑，那就有失公允，非为的评。
《白鹤堂诗话》有乾隆间刊本，后附《论文数则》，虽曰论文，亦有可与论诗相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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