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王闿运※论诗歌创作艺术原则与表现手法的命题。其《湘绮楼说诗》※卷六云：“诗之旨，则以词掩意。”又卷四云：“‘诗缘情而绮靡’。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窈旷朗抗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非可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此所谓“词”，是指诗歌的艺术形式、技巧、手法与语言。所谓“意”，是指诗人在诗歌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所谓“以词掩意”，也即“托物起兴”，以委婉隐曲、含蓄蕴藉的艺术手法来生动形象地表现思想感情。王氏主张“以词掩意”，则反对“重意不重词”，反对“快意骋词，自状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王氏既反对“以意为重”，主“诗贵有情”。但“善治情而后知诗之贵情”。何谓“善治情”?他认为“治情”即“文情”，文者，饰也，就是以艺术手法处理、整饰诗歌所要表达之情。所谓“人之为诗，情生文”，而“诗者，文生情”。也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诗人有了感情，才会有诗，但须“文情”使之“微妙”才得成诗。由此“文情”而使“微妙”者，即是“以词掩意，托物起兴”，做到“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此乃谓之“诗缘情而绮靡”。所从诗人如何以诗而表情达意的主观方面来看，“以词掩意”是必要的。王氏还从诗歌的功能这一点上，从客观方面即读者的接受方面说明“以词掩意”又有必要。强调以形象而生动的诗艺，达到教育人们，感化其心性，达到“风上化下”的作用。王氏主张“以词掩意”，同他的“诗必法古”之说相一致。他以此批评唐、宋人诗，说“直书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在王氏看来，执“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之说，乃“《风》、《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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