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吴敬梓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字敏轩,又字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他的一生也如同其家族渐趋衰败一样,日逐坠入贫困之中。在他的一生中,幼年丧母与出嗣,青年丧父与夺产,中年移家与却聘,壮年修祠与出游,可算得上是几件大事,直到最后病死扬州而归葬南京。

在传主出生之际,吴氏家族已日趋衰败,家族成员之间矛盾也就日趋尖锐,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吴敬梓从小体验着嫉妒、怨恨的情绪。特别是自幼又出嗣给霖起为子,人际关系更为复杂。吴国对三子,旦、勖为嫡出,昇则为庶出。吴旦颇有孝行,又极能文,深得国对欢心。但吴旦却早已先于乃父谢世,留下独子霖起,而霖起却无子女。吴氏族人不能不考虑长房长孙的嗣续问题,于是乃在同是嫡出的次子吴勖一房中择子女过继给霖起。吴勖有子霄瑞、霜高、雯延等,雯延子女众多,乃以一子一女出嗣给霖起。吴敬梓自从出嗣为吴霖起之子后,就成为吴国对这一支的宗子(长房长孙)。按照封建宗法社会习俗,宗子在祭祀祖先时有主祭权,在分配财产时又可以多得一份。因此,这种“宗子”身份本身就成为家族成员嫉妒的对象。吴敬梓又因出嗣而获得这一身份,这就更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不幸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病逝。他在《赠真州僧宏明》一诗中曾写道:“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就回忆了幼年丧母之痛。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的嗣父吴霖起候选二十八年之久,终于被任为江苏赣榆县学教谕。《移家赋》中所说的“暮年黌舍,远在海滨”即指此事。吴霖起在前往赣榆赴任时,携带嗣子吴敬梓同去。“十四随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就是他回忆此事而写下的诗句。吴霖起在赣榆教谕任上,不但认真教学,“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籥”,而且为人正派,“时矩世范,律物正身”。父子二人生活十分俭朴,“鲑菜萧然,引觞徐酌”,但却能“捐赀破产修学官”(《移家赋》)。吴敬梓接受乃父所教,熟读四书、五经,写作时文八股。但私下却“穿穴文史窥秘函”,“从兹便堕绮语障”(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阅读了大量的诗词、小说、戏曲,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吴敬梓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有大半岁月是在赣榆县学的冷衙门中度过的。但其间曾经返回过故乡全椒,又曾去过六朝故都南京。大约在十六、七岁时,吴敬梓返回故乡与陶钦李之女结婚、并曾就近向一位叫作訒庵的有名的塾师学习。从此写作八股文的本领大有长进,金两铭这样称赞他:“大扣小扣发秘奥,勃宰理窟辟丛蚕。搦管为文摧侪偶,渐得佳境啖蔗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在全椒度过一段岁月以后,又偕新妇陶氏来到赣榆。康熙五十七年(1718)吴敬梓十八岁时,又因岳家发生变故,曾冒着盛夏酷暑只身返回全椒,不久再回到赣榆。这一年,他还到过南京,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所说“汝时十八随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确为纪实之作。此次吴敬梓到南京来,乃是为其寄寓在丛霄道院的生父吴雯延“侍疾”。病中的雯延见其子已长大成人,但尚未考取秀才,而学道又即将按临滁州,乃命敬梓前去应试。在父亲严命之下,敬梓匆匆赶赴滁州,草草应试,不待完卷即赶回南京。而雯延此际已病危,吴敬梓与亲人一起护送雯延返回故乡。回到全椒不久,雯延即去世。正当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却传来敬梓入学的消息。金两铭在诗中对此有这样的描写:“……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迫,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青衫未得承欢笑,麻衣如雪发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吴敬梓在故乡守制,不久又回到赣榆。康熙六十一年(1722),吴霖起度过了九年苜蓿生涯后终于失去了教谕之职,便携子媳回到全椒。吴霖起晚年受此打击,心中耿耿不平,一病不起,次年(雍正元年,公元1723)即下世,此时吴敬梓二十三岁。由于生父、嗣父先后病逝,吴敬梓的“宗子”身分就进一步受到挑战,族人觊觎其遗产者更加肆无忌惮,由暗夺进而明争。《移家赋》中所云“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所云“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都是指的这一夺产之争。吴敬梓生性高傲,又长期离开故乡,不屑与族人周旋,又不善于理财,所以一旦爆发遗产之争,就没一个人帮他说话,主持公道,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祖的遗产被人夺走。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却看清了隐藏在仁义道德面具下的族人的贪婪嘴脸,进而对封建道德的伪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用父祖的遗产换得了这样的人生经验,这对他日后创作《儒林外史》同样也大有裨益。

此后,吴敬梓的生活越发艰辛了。三十岁前的几年迭遭变故,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就说:“几载人事不得意,相逢往往判沉酣。”而最令传主伤心与失望的莫过于陶氏病故与科考失利两事。此际岳家已彻底败落,“五柳幽居属他姓”,居屋业已易主;“栗里已无锥可卓”,贫困至极。陶氏经受不住这样的骤变,终于一病不起。发妻的谢世,给吴敬梓带来了深沉的痛苦,直到三十岁时还极为伤感地写道:“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及至雍正七年(1729),吴敬梓已二十九岁,这一年正是科考年,由安徽学使李凤翥依次到各地主持。吴敬梓在家产被夺、爱妻亡故之后,虽然内心十分痛苦,但自幼接受了封建正统教育,此刻依然企求从科举谋一出身,自然也得参加科考。这年五月,他到了滁州,考试前与友人小聚,醉后谈吐,难免有“出格”之语,当时就有因此而被黜退的传说。吴敬梓闻知后十分懊恼,曾向主事者跪拜求情,遭到大声斥责。亏得学使为人厚道,大度包容,被破格录取。金两铭诗中曾记叙了这段遭遇:“昨年夏五客滁水,酒后耳热语喃喃。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彪。使者怜才破常格,同辈庆遇柱下聃。……今兹冠军小得意,诗文秘妙可自参。”(《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过,在这年秋季乡试中仍然未逃脱厄运,再度铩羽而归。这给他的刺激很大,“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直到三十岁这一年除夕写作的《减字木兰花》词中,还在倾诉自己的感慨。爱妻的病故,科场的失利,给他的打击太沉重了,以至于发出“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的怨恨(同上作)。故乡不可再停留,同时也就产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同上作)的念头,准备迁往少年时代多次游览过的南京定居。

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吴敬梓携带着续娶的叶氏和尚在总角之年的长子吴烺等亲属,举家南迁,“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移家赋》),在淮清桥附近购置了秦淮水亭居住下来。水亭附近六朝遗迹不少,吴敬梓原先就对魏晋六朝文史十分熟悉,此际更徜徉在六朝遗迹之中,并借凭吊古人以抒怀抱,吟作颇多。因此,也渐渐进入南京的文人圈子,他的交游从此广阔,视野因此扩大。在他结识的友人中有颜(元)、李塨学派的传人如程廷祚,亦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如周榘。至于刘著,既是颜李学派李塨的弟子又是科学家梅文鼎的学生。还有学者樊明征,诗人李葂,画家王宓草,乃至道士(冶山道院周某)、艺人(王宁仲)等等。两三年后,即乾隆元年(1736)举行博学鸿词科试,江宁县学训导唐时琳将他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再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于是吴敬梓在这年春季赴安庆参加预备考试。然而,由于平日患有的“消渴病”加剧,在参加了三级预备考试之后,不得不推辞掉赵国麟的正式荐举。在这一年的除夕所写的诗作中,他不无懊恨地写道:“回思一年事,栖栖为行役。……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丙辰除夕述怀》)后来他见到被荐举进京廷试的或被刷落归来(如族兄吴檠),或病死京华(如友人李岑淼),他的懊伤情绪才逐渐平复,追求功名的念头也才逐渐淡薄。

自三十六岁未赴鸿博廷试以后,直到四十岁,吴敬梓这几年曾返回故乡全椒,也曾游历过溧水、高淳、真州(仪征),但基本上是在南京度过的。由于受到颜元、李塨重视礼乐兵农思想的影响,他和友人如程廷祚、樊明征等人倡议修复南京先贤祠。程廷祚的父亲程京萼曾经写有《金陵祀典议》,对当时释道势力大张,“庙宇众多,一方以数十计”,而大禹、泰伯、子游等“先贤”“当祀而弗克举”的现象,表示不满,竭力主张修复先贤祠,以尊崇儒学贬抑释道。樊明征不但对古礼极有研究,还对礼制进行改革。吴敬梓屡代先人也多有修建学宫之举,特别是家族中你争我夺的丑恶表现,使他觉得倡导泰伯的谦让精神更有必要,因此慨然参加了修祠之举。据金和记载,吴敬梓与“同志诸君”共襄是举,“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由此,他坠入更加窘迫的困境,因为修祠“工费甚巨”,吴敬梓不惜“售所居屋以成之”(《儒林外史跋》)。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记载,有一年风雨不断,他的亲戚程丽山曾命其子去探望他,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果然,吴敬梓已“不食二日矣”。冬日苦寒,无御寒之具,吴敬梓乃邀同好“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总之,此时他已从封建大族降为小康之家再坠入贫困。这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来说,也许并非坏事。由于这种生活经历,使他接触到市井小民,了解到封建社会中上层与下层的生活状况,从而促进了世界观中的进步成份的增长,这对于《儒林外史》的创作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

由于贫困潦倒,吴敬梓从四十一岁开始经常外出,投亲靠友,以求接济。虽然仍以南京秦淮水亭为归宿,却经常飘泊各地,直到病死扬州为止。此时他常去真州(仪征)、淮安、扬州等地作客。曾经任江宁知府的卢见曾于乾隆元年(1736)升任两淮盐运使,又兼理两淮盐政,督理扬州关务。两淮盐政驻地扬州,还在真州、淮安分设淮南、淮北盐所。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就与卢见曾相识。此际前往淮扬,正是去投靠他。同时,友人程晋芳先人亦为淮安盐商,极其富有,乾隆六年(1741)冬季,曾邀请吴敬梓前往淮安度岁,直到次年春季才返回南京。吴敬梓多次出游淮、扬,既结识了许多文士,也了解到盐商的豪奢;既浏览了公私藏书,又体验了淮扬风俗。这些经历在《儒林外史》中均有所反映。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下旬的一天,五十四岁的吴敬梓忽然将囊中剩余的钱全部拿出买了酒点茶食,邀请朋友欢宴。席中大家尽情畅谈,微有醉意的吴敬梓却不断吟诵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在座的人都十分诧异。隔了不久,十月二十八日晚,当他送走来访的诗人王又曾后,自己解衣上床,睡了不到片刻,忽然痰涌不绝,家人还来不及给他吃药,就已病逝。此时只有幼子守在床边。住在附近的戚友金兆燕闻知噩耗,连忙赶来为其安排后事。当检点其遗物时,除了典当衣服的钱还剩下少许外,已经一无所有。“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事后所写的《哭吴敏轩》一诗正反映了这一窘状。友人王又曾乃向两淮盐运卢见曾求助,才有了营葬之赀。接着又由金兆燕将其棺木从扬州由水路运回南京,安葬在清凉山麓,一说在凤台门。一代文豪,却连葬地也不可确知,至今无处可寻了。金兆燕写了一首《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五古,详尽地描写了吴敬梓晚年在扬州的生活状况、思想性格,以及病危时的情景,后事的安排,最后以“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既告慰死者,又劝慰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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