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元朝末年，浙江诸暨乡下曾出了个嵚崎磊落之人，此人即是王冕。
王冕七岁丧父，十岁失学，在隔壁秦老家放牛。弹指间三四年过去了，王冕一边放牛，一边买书来读，虽辛苦却乐在其中。心中也着实明白。就在这年初夏的一天，王冕在七泖湖畔放牛，突然一阵大雨，只见雨后的七泖湖荷叶如洗，景色如画，学画之心顿起。正在这时，三个戴方巾的来到湖边柳荫下渴酒。虽然面对美景，但这胖子、瘦子和胡子却谈吐恶俗，声声不离权绅危素。王冕见此情景，牵牛回家，自此一心学画。
王冕天性聪明，勤敏过人，天天坐在七泖湖边，不过四个月便将那荷花画得精神、颜色无一不像。从此名扬诸暨，成为当地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恰巧知县时仁要讨好危素，便买了王冕的画送礼。危素看后认为王冕将来名位不可限量，有意结交。不料王冕却拒绝相见，并远走山东避祸。
黄河北流，天下大乱，王冕收拾回家，不久老母去世。吴王朱元璋平方国珍至浙江，特来寻访王冕。王冕教以“以仁义服人”。数年后，天下一统，朝廷定八股科举制。王冕对此不满，又见天象变异，昭示“一代文人有厄”。不久，传说朝廷将征召王冕为官，王冕连夜逃往会稽山，并终老其间。是为“楔子”。
楔子一词，源出于戏剧，一般放在剧情正式开始前，用来介绍剧中人物的历史或情节发生的远因，起着预示全剧主题、情节的作用。本书作者开宗明义，直称本回为“说楔子敷陈大义”，便是借这楔子来敷陈自己的创作大义、揭示自己的创作主旨的。
从形式上看，本回故事发生于元末明初，而正文则开始于明代成化末年，二者相去百年之久，在情节发展上并不衔接，而本回所着重刻划之王冕，在正文中也绝不再出现，甚或普通人物如危素等人也不再提及，楔子故事在整体上与正文脱钩。如此，便具备了楔子的形式因素。
从内容上看，楔子和正文虽相距百年之久，但王冕所处的环境却与正文中的所写的环境大致相同，正文中的人物大多数都能在楔子中找到他们的同类，如楔子中津津乐道于权势功名的胖子、瘦子、胡子之类的人物，在正文中俯拾皆是，而势利虚伪之知县时仁，也是正文中许多“时人”的样板。被王冕所訾议的八股取士法，在正文中已被士子作为唯一的“荣身之路”，干军万马争挤此独木桥；“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被作者充分展开。同时，“维持文运”的百十个小星，也在苦苦挣扎，傲然有以自立。而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进入正文起便高高在上，陪同作者俯视芸芸众生，他的清纯、冲淡、博学、醇正分散在正文中的不同贤人身上。他高帽阔衣驾牛车出游，使人想起杜少卿携妻同游清凉山，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使人想起有制礼作乐之能的迟衡山，他的冲淡静泊似虞育德，他劝君王行仁义但又隐居不仕又使人想起庄绍光在进修养十策后又辞聘。如此等等，足以显示楔子存在的合理性和合逻辑性。
作为全书的楔子，本回情节的内部构造上也颇费心机。首先是在王冕的周围安排一些经作者精心选择的人物，从正反两方面烘托映衬王冕的形象。一类是王冕的母亲和邻居秦老。王母虽是女流，却明达事理，先是努力以针黹供给王冕上学，然后又在王冕与“灭门的知县”对抗时毅然劝说儿子出走，临终还谆谆教导儿子要洁身自好，不得谋求官禄。秦老在王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名义上说是雇王冕放牛，实则是借此接济王氏母子。他看着王冕长大，知道其人品不俗，虽则其曾为自家牛倌，但却打心眼里“敬他爱他”。王冕远走山东，又是他主动为王冕解除后顾之忧，照顾王母，可见其确实是一个淳朴厚道之人。王冕与这类人朝夕相处，这对王冕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另一类人便是三方巾、翟买办之流，他们或心羡富贵，或狐假虎威，作为秦老、王母的对立面，他们身上显示出的是世俗的势利和小人物的卑琐；再一类是时仁和危素，这些读书士子中的上层人物在获取功名富贵后，反被功名富贵俘虏，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王冕小时即对三方巾在湖边的俗谈不感兴趣，后又不理睬翟买办的威吓，即使是危素相请、时仁亲自下乡相邀他也无动于衷，宁可背井离乡逃难，也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如此方为高人，堪称士人楷模。
王冕对待朱元璋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了作者典型的儒家处世态度。吴王朱元璋不耻下问，要请教平浙之策，王冕以诚相待，实言相告，不卑不亢、不矫不媚；洪武帝朱元璋定下八股取士之法，他直言不讳，批评这制度，并因对朝政不满，因而刚有征召他的风声，随即就隐居避世。这才是作者理想中的贤人形象。
总之，作为楔子中的名流，王冕不负作者所望，确实起到了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作用。
作者是以超脱的立场来审视和品评生活的。他断言世人对功名富贵“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言外之意，唯有他才视富贵为浮云，弃功名如敝屣。但紧接着他又话锋一转：“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嵚崎磊落的人。”表明他引王冕为知音、视元章为同调的态度。于是，这名流不仅成了他在楔子中的代言人，而且是正文中所有士人的参照系，成为评价读书人的标准。
但这里的王冕无疑是个理想形象，如将他与历史上的真人王冕相对照，这差距和区别则很明显。这当然是作者有意识的改造，正是在这不同中流露出了作者对理想人物的要求和他心目中理想士人的内涵。总之，作者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创作楔子的，他不仅要借王冕这人物来显示自己的主张、寄托自己的理想，预示作品的主题，还要制造一种对世俗的蔑视(嘲弄看不破的危素、时仁、三方巾之流)，对理想的追求(七泖湖的自然美景，王冕的高洁情操)，对现实的批评(难民逃荒官府不管，定得不好的科举法，犯文昌的贯索)的基调，这种基调一直贯注于整部作品，构成了《儒林外史》讽刺怪诞时事、鞭笞丑恶人性、抨击黑暗现实的核心。正是在这种理性的批判中，吴敬梓身上也透露了顽强追寻理想的苦闷，这表现在作者高高在上嘲弄种种喜剧性人物的同时，又脚踏实地艰难地探索着知识分子的正确出路，从而显示出一位关注现实的思想家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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