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卿是《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一个戏剧演员，也是小说继王冕之后塑造的一个正面人物。他的故事集中在小说第二十四回到第二十六回。
在封建社会，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其中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清史稿》卷一百二十“户口”)，戏剧演员被视作与奴仆皂隶等相同的“贱民”，其职业则被蔑称为“贱业”。但吴敬梓对自己笔下鲍文卿这个人物，非但无一贬词，反而以满腔的热情表彰了他的优秀品质，并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某些道德观念，这在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的封建社会，自然是难能而可贵的。
吴敬梓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所谓“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早年甚至过着“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的生活。即使在中年移家南京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曾“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文木山房集·移家赋》)。这种放荡不羁的“欢场”生活，虽然使他沾染了一些纨袴习气，也使他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痛苦遭遇有所了解，对他们身上的某些优秀品质也有所认识。所以，作者把戏剧演员作为描写对象，并彰扬其某些优秀品质，绝非偶然。
在小说中，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某门下的一个戏子，后因崔按察病故，方重返南京，仍旧做戏行营业，在水西门总寓挂牌。作者主要通过他与向鼎、倪霜峰两人的交往，塑造了这个体现作者道德观念但又真实可信的戏剧演员形象。
鲍文卿的出场是在第二十四回。安东县知县向鼎因诬被参，崔按察取了揭帖稿看了又念，念了又看。正在此时，灯烛影里，只见一个人双膝跪下，此人便是崔按察门下的戏子鲍文卿。其实，鲍文卿与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向鼎是个大才子、大名士，所谓“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这才向主人求情免参向鼎。
按例说，戏子是不可干政的。雍正时一个演员因偶问常州知府是准便被“立毙杖下”(《啸亭杂录》)。作为崔按察门下的一个戏子，鲍文卿自然知道规矩。他大胆向主人求情，完全是出于对才子的敬重。崔按察果然接受了鲍文卿的求情，同意免参向鼎。向知县得知原委后十分感激，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却坚决谢绝。
鲍文卿不仅敬重才子向鼎，对穷秀才倪霜峰也同样非常敬重。倪霜峰原是一个埋首制艺的老秀才，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卖儿鬻女，自己也抛弃举业转以修补乐器为生。鲍文卿与他邂逅相遇后，对其原来身份十分尊重，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对其困苦则予以周济。不但将其子倪廷玺过继为己子，并且“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比亲生的还疼些”。
鲍文卿对待人极其厚道。根据封建宗法制度，嗣父健在，不可为生父守制。鲍文卿却在倪霜峰过世之后，仍令廷玺为生父“披麻戴孝”，自己也去“一连哭了几场”。这在封建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很难得的。此外，鲍文卿父子受向鼎委托，巡查考场，廷玺捉住一个正在传递文章的考生要送去向鼎发落，鲍文卿赶忙拦住，对这个考生说：“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并忙拾起些土来，把那洞补好，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第三十七回所写虞博士巡视考场，见考生夹带，不但代为遮掩，还让他继续作弊一事。两者似乎同出一辙，虽然一个是“真儒”、“名贤”，一个是“戏子”、“贱人”，但厚道之心却是一致的。
大概正因为鲍文卿具有上述优质品质，所以向鼎对其极为感谢，不仅为其娶儿媳，而且赠送养老之金。鲍文卿五十九岁作古时，写向鼎又亲自为其题写铭旌；四个总寓的戏子也都来吊孝；出殡那天，“同行的人又都出来送殡，在南门外酒楼上摆了几十桌斋”，于此可见鲍文卿的为人。作者还借向鼎之口揭示了表彰他的用意。向鼎对一听鲍文卿是老梨园脚色脸上不觉有“怪物相”的季守备说：“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并将共生平的好处说了一番，以致季守备肃然起敬，很明显，作者借书中人物充分肯定戏子鲍文卿的好品德，认为他高出士人多多，这正表现了作者的进步观念。卧闲草堂评在批语中说：“鲍文卿之做戏子，乃其祖父相传之世业，文卿溷迹戏行中，而矫矫自好，不愧其为端人正士，虽做戏子庸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儒而实戏也，今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一分析颇得作者塑造文卿这一形象的用意，作者和评者都是站在封建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肯定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演员的某些可贵的品质，否定了士人身上的某些恶德，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伦常和尊卑秩序正日趋崩溃。作者描写的鲍文卿故事，同样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变化。并且正是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了鲍文卿性格和吴敬梓道德观念的另一面。
钱麻子原是与鲍文卿同班唱老生的戏子，此时却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穿戴与士绅已无二致了。老戏子黄老爹也是头戴浩然巾，身穿酱色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一付士绅打扮。不仅如此，这两个戏子还与士绅交相往来，同桌而食，并起并坐，“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作者的描写清楚地表明，封建的伦常和尊卑秩序已开始崩溃。但是，作者对这种社会现象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我们从作者对鲍文卿的刻划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吴敬梓的笔下，鲍文卿恪守上下尊卑的礼节。他不但不敢与官绅人士同起同坐，认为“这个关系朝廷体统”，而且口口声声自称“贱人”。他和向鼎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他并不居功自重，反而固守身份。每一次见向鼎时，他双膝跪下，叩头请安，向知县要同他叙礼，他却说：“小的何等人，敢与老爷施礼!”向知县拉他坐，他也“断然不敢坐”。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也“断不敢当”，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第二天，向知县备了席，摆在书房里，自己出来陪斟酒来奉，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县没奈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还上来谢赏。与向鼎再度相逢时，虽然向鼎称其为“老友”，但他仍不忘身份跪下磕头请安，向鼎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对官绅如此，对穷秀才又向尝不是如此。当他得知倪霜峰是一个二十岁上便进学的老秀才，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并口声声说：“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
正因为鲍文卿恪守上下尊卑的秩序，所以当他重返南京在水西门总寓挂牌时，“他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在书办面前，他也说自己是个老戏子，乃下贱之人，“敢在老爷跟前说情?”以此来拒绝书办托他在向知府面前说情、自己从中渔利的企图。对于钱麻子、黄老爹之流的“不安本分”，鲍文卿则“看不上眼”，甚至当面予以讥讽和指责。鲍文卿不仅直接斥骂钱麻子是一个“老屁精”，而且咒他“岂但来生还做戏子，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对于黄老爹，开始因其年尊，不便当面嘲讽，仅说出其老底，所谓“看着老爹妆了一出茶博士，才走的”，冀其自觉，后来终于忍捺不住，也当面讥刺道：“你看老爹这个体统，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象老爹这个排场罢了。”
无疑，作者对鲍文卿恪守上下尊卑、固守戏子身份的言行采取的是十分欣赏的态度，对于钱麻子、黄老爹之流则不但借文卿之口予以讽刺和抨击，甚至在行文中直斥其为“老畜生”，如此不雅驯之詈词，在《儒林外史》中并不多见，正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愤懑和不满。
作者对鲍文卿恪守上下尊卑的封建伦常的行为表示赞赏，对钱麻子、黄老爹之流有悖封建秩序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这明显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作者的主观意图而看不到鲍文卿这个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尽管作者完全以欣赏的态度来塑造他，但他的奴隶道德正反映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这反映了封建伦常和尊卑秩序日趋崩溃时期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某些人物的真实心态。而这种奴隶道德，连同他不分是非的宽厚，就如作者所精心塑造的虞博士一样，客观上也有着讽刺的意味。这大概是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也为形象大于思维的理论提供了又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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