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在名字中所寄托的希望，有意无意地会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时，作为称谓符号的人名，往往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辛亥革命之前，人名，特别是文人雅士圈子里的人名，除名字外，还有字、号等称谓、称字、称号的风气盛行一时。这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产物。
辛亥革命后，特别“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新思潮应运而生、顺势而起，字号的称谓被视作封建余孽而被割除，人们转而响应 “一名主义”。于是字号称谓骤减，只用名字的风气日炽，这一文化心理现象一直持续至今。
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荣华富贵，福禄寿喜”等吉祥字眼的比较多，例如福祥、寿昌、有禄、得贵、慕荣、光华、德富、家喜等等，不胜枚举。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的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其原因，显然是这些名字带有比较浓厚的小生产发财致富的自发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与共和国在50, 60年代实行的集体化道路相抵触的。
如果纵观我国解放后几十年来人名的时代色彩，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人名往往会随着历次重大运动而发生某些明显的变化。试看下列人名表:
建国初期 (1949-1950年):郑解放、李建国、刘南下、高正明。
抗美援朝时期(1951-1953年):林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
50年代中期(1954-1957年):高建设、刘互助、童和平、张建强。
“大跃进”时期(1958^-1959年):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李超美‘高卫星。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1962年):伍自力、林更生、沈抗洪、宋图强。
60年代中期 (1963-1965年):尚志农、董加耕、高学雷、艾学锋。
“文化dgm”时期(1966-1976年):董文革、张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红、陈兴无、李造反、齐向东。
改革开放以来 (1977^1986年):韩正兴、李跃华、宋旺富、姜文明、申学文、、高四化、达开放。
从以上的一连串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中，我们不是可以领略到共和国的几十年的历史吗?
在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今天，人名的时代性又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例如，当今的中国女排老将曹慧英的女儿叫做殷乐笑子。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呢?曹慧英解释说，她的女儿生下来三、四个小时就会笑，而且一直很爱笑。她希望女儿今后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于是和丈夫殷勤研究，给女儿起了这个别具一格的名字。殷乐笑子— 音乐笑子—音乐孝子。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好，既寄托了父母高雅的期望，又体现出新一代人打破传统取名格式的独创精神，又充分利用了中国汉字的特点，以姓贯名及谐音的巧妙组合。
这个例子至少说明几点:
第一，具有现代意识的父母对孩子起名字越来越重视;
第二，这些父母在名字中寄托的希望已不在是荣华富贵等身外之物，而是希望孩子的智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一父母给孩子取名为纪因斯坦，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象爱因斯坦那样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就是说，孩子的名字的格调越来越高。
第三，旧有的双字名、单名的传统正在被三字名所突破。
第四，不再强调名字字面上的所谓革命意义，越来越重视文学美。
我们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新人取名的时代性。
但是，由于当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国与国之间的影响，包括姓名上的影响也时有表现。如香港有的中国青年男女起有英文名字，台湾则有青年连姓带名都改成日本式:女学生后面加“子”，男同学后面加“郎”。在姓名上盲目崇拜外国人，我们是不敢苟同的。
我们需要的是既有时代气息，又能体现中华文化之美的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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